波兰籍来华传教士、博物学家卜弥格MichaelBoym(-)
西方科学史中的博物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动物、植物、矿物及其他自然现象的研究，而汉学与博物学的联系早在利玛窦时就已经开启，从晚明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到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再到19世纪在华的欧洲博物学者，他们在中国开展了多层次的科学考察活动，包括天文测算、气象观测、地理考察以及对动植物、药物、中医和矿业的研究，并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奇特世界，客观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方面。
当代美国汉学家范发迪(FanFa-ti)的代表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从文化遭遇的角度切入，分析了18、19世纪旅华英国博物学者的科学实践，以及在从事研究时与各阶层中国人的交往，将晚清中国科学史纳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梳理了博物学与汉学、科学与帝国主义、西方博物学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诸多关系。
在中西文化与科学初识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充当了两种文明相遇的媒介与桥梁。中国古代已创作了大量研究植物、动物和矿产的著述，如本草、园艺农书、花谱、博物志、游记、笔记等，而耶稣会士对此善加利用开展了一系列对华科学调查工作。在他们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博物学知识逐步被引介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与渴求。西方学者对中国博物界的兴趣和对中文著作与中国国情的兴趣往往相辅相成，融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汉学与博物学之间跨学科的对话。
一、来华传教士博物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博物学研究中，有关植物的调查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17至19世纪，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堪称当时的“大科学”(bigScience)，吸引了从科学界、政府机构、海贸公司到殖民地官员的广大兴趣和支持。②西方人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历史悠远，俄国植物学家贝勒(EmilVasilievitchBrestchneider，-)把年以前在华欧洲人的植物发现史分成了五个阶段：
(一)前林奈③(CarlvonLinné，-)时期，从中世纪到18世纪，采集和研究主体从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商人逐步转向来华传教士；(二)林奈时期，欧洲人开始按照分类法对中国植物进行分类和培植，采集和研究主体以耶稣会传教团和植物学家为主；(三)-年，除上述两个群体，各国皇家植物园或植物研究所也逐渐参与到中国植物的采集与培育中；(四)-年期间以英、法和俄国人为主，采集地区集中在沿海开放口岸和西北内陆及边境地区；(五)-年阶段，更多欧洲各国的专业植物学家、园艺研究者加入到采集和研究队伍，进展迅速。④不难看出，贝勒所梳理的欧人在华植物认识和科考历史恰与西方各国从16到19世纪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活动轨迹与外交关系发展趋势暗相吻合。
在早期向欧洲传播中国植物学知识的进程中，来华耶稣会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代表人物首推晚明入华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Boym，-)，之后清前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nin，-)、汤执中(PierredIncarville，-)、韩国英(Pierre-MartialCibot，-)等人将此传统发扬光大，为传教士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19世纪专业汉学从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拓展到自然科学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中国植物西传的开拓者：卜弥格
卜弥格是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传教士汉学家。他家世显赫，祖父做过波兰国王的秘书，父亲担任国王首席御医。卜弥格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年去海南岛传教。后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deSemedo，-)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得到永历帝和司礼太监庞天寿的信任，被授予官职。年，他作为南明特使返欧，携带烈纳皇太后及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卜弥格在欧逗留几年进行外交斡旋，却一直未能获得对南明军事援助的实质答复，只能动身返华，年病逝于中越边境。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和中学西传的先驱者之一，卜弥格在译介和传播中国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最早翻译了《黄帝内经》和《脉经》，系统向欧洲介绍中医药知识；他绘制了《中国地图集》，着重介绍了中国全境及分省的地理概况、物产矿藏、自然物种等，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知识的西传；返欧期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FloraSinensis)，首次向西方形象地展现了一批中国动植物的情况，其中部分内容还被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收入《中国图说》(ChinaIllustrata)，并引发了欧洲学者关于麝香和蛇石的争议。⑤卜弥格所做的这些具有探索精神的研究工作，开创了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方博物学的先河。
(二)醉心中国植物研究的韩国英
乾隆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继承和发扬了耶稣会中国博物研究的传统。他年来华，年开始在清廷供职，年在京去世，曾任清廷的宫廷机械师、园艺师等职。他与时任法国国务大臣的贝尔坦(HenriBertin，-)⑥私交甚笃，曾寄赠不少有关中国国情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尔坦的中国观。韩国英博学多才，为人谦逊，论著颇丰，可谓传教士汉学家“杂家”的代表，他节译过《洗冤录》，对中国语文和历史有浓厚兴趣，研究过中国天文学、地质学、化学与动物学，尤其
韩国英和巴多明、汤执中神父，是坚持向欧洲寄送有关中国植物书简及信息的三位法国耶稣会士。⑦他在传教地进行田野调查和标本采样，撰写植物图谱类书籍，襄助法国了解中国物种情况。此外，他和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Amiot，-)共同编纂了18世纪欧洲汉学巨著《中国杂纂》()⑧，由他本人撰写或翻译的文章多达63篇⑨，题材涉及博物、社会、历史、政治、语言、文学、医学等，其中博物类文章占了三分之二多。由于在博物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韩国英于年被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⑩。
二、卜弥格与韩国英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
(一)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
卜弥格曾经传教的海南岛属亚热带，气候温暖潮湿，物种丰富，盛产热带水果，这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手的素材。他在海南岛进行了植物学田野工作，收集不少南方地理环境和动植物的素材，做了前期准备。该书大致完成于他返欧的-年间，年在维也纳出版，是卜弥格生前唯一的正式出版物。这是来华传教士中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及动物的专著，开启了传教士汉学研究有关博物研究的新方向。
书名虽为《中国植物志》，但内容又不仅限于植物，也涉及一些远东地区的动物。全书共75页，主要介绍了30种(11)生长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动植物特性及产地，包括椰子、槟榔、反椰子(番木瓜)、芭蕉、槚如(腰果)、荔枝、龙眼、蒲桃、反菠萝蜜(凤梨)、杧果(芒果)、枇杷、臭果(番石榴)、菠萝蜜、柿饼(柿子)、亚大(番荔枝)、榴莲、无名水果、胡椒、桂树皮、太黄(大黄)、茯苓、生姜、凤凰、野鸡、麝、松鼠、玄豹、绿毛龟、海马和蚺蛇等。(12)书中所列举的22种植物中有17种是水果，香料植物5种，另有动物8种。该书秉承了中欧早期博物学共同的视觉表现传统，采用图例的方式来辅助文字描述。这一传统被认为是一种科学交流的媒介，可以向读者传达一种比语言描述更为直观、精确的印象。卜弥格亲自手绘了27幅彩色图例(13)，每幅图用西文字母从A到Z进行排序，图上均标注所画植物或动物的中文名称及西文注音。
卜弥格的写作体例为先附图鉴，勾勒整个植物或动物的形象，图上横排标注拉丁文术语，图旁按中国方式竖排标注中文术语和西文注音，然后再对其特性进行书面说明。比如，在介绍生姜时，左页是一幅彩图，注明了“生姜”的拉丁文和中文名字及西文注音，右页对这种植物习性详加解说：首先介绍了生姜枝叶和根茎的外形特点、主要产地和保存方法，然后论述其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特别说明了中医对生姜的应用及疗效。这些实用的记载大大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植物的认识，特别对其在医学方面的应用知识。
卜弥格对博物学的
在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执政的时代，出现了中国和法国之间最早的科学接触。从年“国王数学家”赴华开始，前后几批来华法籍耶稣会士均肩负多重使命，不仅包括传播福音，也是作为法王路易十四的科学使节和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出发前往中国。他们被要求在华期间搜集考察科学院所列出的中国知识、技术及艺术的问题调查表，展开全方位的科学调查。(16)韩国英也接受了科学研究的任务，尤其偏重对中国植物的调查。有学者评价说因韩国英具有植物学家的学术背景，在这一领域经验丰富，故与其他传教士的相关著述相比，“他的论著资料丰富、考证完备、论述精确，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植物著作的珍品”。(17)
韩国英的植物科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意识到尽管有前期卜弥格等传教士的成果，但中国的很多植物依然未被探究，标本和信息的收集是研究工作的关键。因此积极开展植物学田野调查，采集大量植物样本并制作标本，方便欧洲人士直观了解中国的药材、植株、种子等自然资源。年他到北京后，在京城周边地区做过植物标本的采样工作，把采摘的地黄种子寄到圣彼得堡，这批种子的发芽生长情况为后来德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格尔特纳(JosephGaertner)的植物学观察记录提供了直接帮助，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年，韩国英将几册专门制作的植物标本寄回法国，均标注中文名称，共计种植物，其中种采集于澳门，种采集于内地。(18)由于在中国从事植物学田野工作的出色贡献，一种生活在中国南方的蕨类植物“蚌壳蕨科植物金毛狗属”的西文名字CibotiumKoult就以他的法文名字(Cibot)命名。(19)
其次，韩国英在田野考察基础上，利用一手素材积极编撰中国植物志。他著有一本植物图谱《中国的植物、花卉和树木》(Recueildepeinturesprécédédunmémoiresurlesplantes,fleursetarbresdelaChine)(20)。该书成书于年，主要以北京紫禁城御花园中生长的植物为蓝本，多为中国本地独有的植物，也包括部分药用植物。该书原本被中国皇帝收藏，副本寄回了法国。(21)书中绘制了大量植物图谱，前面是韩国英写的一份关于详细研究中国植物的导言。
再次，韩国英除撰写专书，还致力于中国植物的普及介绍。他发表在《中国杂纂》上的63篇文章中涉及41篇博物学方面，其中有15篇论述各类中国植物，涵盖了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几大类(22)。行文体例一般为先详述其外形、种类、产地、生长情况、栽培或采集方法，然后介绍其经济或药用价值，有时还兼及民风民俗和文化意义。除几篇综合类论述外，文章大多短小精练，阐述平实简洁，逻辑清晰分明，具有较强的通俗性和普及性，为当时的法国政府与一般大众了解中国自然科学和物种现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韩国英在介绍中国植物时，多以观赏类花卉、经济类或药用类植物为主，从植物外形、用途到种植条件均详加说明。如《论芍药》(25)一文首先根据花瓣层次的多少，介绍了芍药的不同品种：单瓣类、重瓣类、千层类三种。他说单瓣芍药主要是药用，后两种用于观赏。然后介绍了芍药最主要的五种色彩：白色、黄色、肉色、粉色和紫色，中国人根据花朵颜色的细微区别，又可进一步分为80多个类别。韩国英在文章中具体介绍了栽种中的注意事项，称在北京圆明园各处都种着芍药，像假山、小径的旁边，但最佳位置应选种在小山丘下，避免风吹。在中国，自古以来洛阳牡丹、广陵(26)芍药就并称于世。宋人王观《扬州芍药谱》曾云：“扬之芍药甲天下”，清人陈淏子《花镜》中称“芍药唯广陵天下最”。韩国英文中也提到扬州盛产芍药，他曾专门考察过，认为该地水土非常适合种植这种花卉。他还介绍说扬州城每年都会为皇帝进献芍药，传教士们对从如此遥远之地进贡鲜花给皇帝陛下表示非常震惊。(27)有学者考证韩国英是第一位向欧洲介绍这种花卉的西方人(28)。
三、传教士汉学博物研究的传承与影响
虽然古代中国并没有与近代西方博物学完全对应的现成的学科，但中国自古就有研究天文、地理、农学、医学等自然事物的知识传统，这属于一个广义的“博物”概念。狭义的“博物”出自《论语·阳货》“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指拥有一定的动植物知识，与动植物博物学非常接近。(29)如《尔雅》作为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被视为经学博物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其中“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占了不少篇幅，以助读者辨识名物，增广见闻。中国历代关于草木的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像《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离骚草木疏》《全芳备祖》《群芳谱》《广群芳谱》《植物名实图考》等均为本土植物学著述的杰出代表。然而这些中国传统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机会与世界接轨，将中国的植物学知识西传至欧洲的过程是由明清来华传教士完成的。
从晚明入华的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等人开始，早期传教士的中国作品中已经对中国的植物有了一些零星介绍，比如曾德昭的《大中国志》中曾经介绍过龙眼、荔枝等中国南方特有的水果。然而，真正对中国自然物种进行一定规模的田野调查，探索出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方向，同时将中国植物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以耶稣会士卜弥格及后期的韩国英、汤执中等为代表人物。来华传教士大都长时间在华生活，精通汉语，有机会接触到一批中国古代植物学文献，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王象晋的《广群芳谱》，以及被收入《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草木典》等已被考证出是他们的中国本草知识来源(30)，因此传教士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既借鉴了中国古代已有的博物研究成果，又结合了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研究特点，以这种中西会通的方式对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17世纪，欧洲博物学仍从属于百科全书式的文人写作传统，对动植物的博物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非专业的业余特征。18世纪开始，博物学逐渐成为独立的科学门类，主要由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三大学科组成；博物学家接受专门化训练，拥有自己的专业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沃斯特(Donald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学——生态观念史》(NaturesEconomy:AHistoryofEcologicalIdeas，)中提出生态学有两个传统，即阿卡迪亚（学院）传统和帝国传统。受生态学研究的启发，近代以来的西方博物学也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型：阿卡迪亚型和帝国型。(31)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环境，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自然。帝国型博物学强调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起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研究成果会分解、转化成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点，形成博物学的分科化，产生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32)具体到本文探讨的两位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和韩国英，他们对中国的博物研究也多少体现了近代博物学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两大传统。
耶稣会自成立之初就有海外传教团定期向总会用信件汇报联络的制度，内容不仅包括传教区的教务活动，也包括当地国家的国情和动植物等自然情况。卜弥格出生医生世家，因家学渊源年轻时就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和天分。初次自欧赴华途中，曾在莫桑比克逗留数日，于年1月寄回一份报告，里面就附上了几种植物和一只河马的插图。(33)可见，留心观察和收集欧洲之外地区的动植物信息是卜弥格个人科学兴趣使然。来华后，正值明清鼎革，卜弥格追随南明王朝到了中国南方，在传教之余继续调研中国自然状况。卜弥格是最早对中国植物进行科学观察、标本采集和图谱绘制的西方人。出于医生的家学传统，他格外
从欧洲对中国植物的认识史来说，17世纪从欧洲到中国去直接采集植物标本并非易事，只能依靠来华传教士到不同传教区的旅行来获得相关的实证，但这样的考察工作更多出于个别传教士的个人学术兴趣和专长，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业余性，并非真正有系统、专业而持续的科学工作。从这一角度来看，这部《中国植物志》尚有不少缺憾，客观严肃的观察记录还不够，记录的物种数量也有限，但毕竟这是第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专门记载，内容已经开始涉及植物图谱、术语、特性、产地、生长规律及功用，首创之功不可磨灭。19世纪俄国植物学家贝勒在《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一书中高度评价过卜弥格的研究，称其开创了来华传教士中国植物研究之先河，也为后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展开大规模对中国自然状况的调查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对欧洲特别是法国而言成为一种强烈好奇心的对象，耶稣会士的描述构成了中国形象的起点，学者们开始对这个国家的种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年，科学院院士们就曾向柏应理(PhilippeCouplet，-)寄出一份涉及中国天文、地理、数学、医学、植物、军事、饮食等方面的问题调查表，希望在华耶稣会士通过调查提供答案。不光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后来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也于年起草过一份致北京传教士们的调查提纲，调查范围包括中国的植物(特别提及中国可以入药的植物)、动物、食物以及中国人的疾病、种痘、天花等。(34)
因此当年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国王数学家”创立法国传教区时，不仅标志着天主教在华传教繁荣期的开始，也意味着这一阶段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已将外交关系、科学调查和宗教传播三者集合在了一起。耶稣会士为迎合国内各界人士的需求，将目光从中国传统文化逐步转向自然科学，更多
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中法的科学接触中，法国耶稣会士“在植物学问题上，就如同在天文学和地图学中一样，他们所作的贡献属于一项在世界范围内搜集资料的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35)。除这种带有国家任务性质的科考研究目的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时欧洲希望获取更多有关中国经济作物栽培方法与标本种子的行为，贸易和经济利益肯定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耶稣会士不再只满足于回答科学院的问题，传递有关中国植物的描述；开始进一步对那些欧洲人还不认识或熟悉的植物进行研究，主动采集植物标本，并将植物种子或植物寄往欧洲，试图进行风土驯化和繁殖，从而丰富当地的植物品种。
当时韩国英的植物学研究也迎合了这一趋向，他非常
到了19世纪，欧洲博物学阿卡迪亚型和帝国型两大传统继续绵延，而汉学和西方对中国博物学的研究也向前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很多西方人热衷于同时研究汉学和博物学，并未将其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术领域，反而认为二者具有一定的关联度。随着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鞑靼—满语言讲座，汉学开始制度化，涌现出了一批学院派汉学家；鸦片战争后不断扩展的中西接触，更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定居或考察，像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这样汉学机构的诞生，一批汉学刊物的创办都为西方研究中国动植物学和地质学增加了学术讨论的渠道，带来了更大契机。因此到了19世纪后半期，以英国人为主的在华博物学研究从日益专业化的汉学中汲取力量，从而发展出了更为广泛和专业的研究领域。
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对明清时期这段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繁荣景象做出高度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足以和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的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39)
在此意义上来看，以卜弥格与韩国英为代表的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为中国植物知识的西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兼具汉学家与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拥有介于中西治学之间的独特视野，将注意力从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转向博物研究，对中国的自然科学进行观察、记录与分析。他们对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常常会借助中西语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汉学家的学识加以分析、比较和诠释文献，因此开创出了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论述领域：汉学博物学，通过这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传译，进一步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成为当时和后来欧洲本土科学家探索远东自然科学知识的丰富源泉。（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参考文献：略。
李真：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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