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庙会，看大戏。上党地区古庙多，庙会也多。不论哪个村有庙会，每逢庙会期，老百姓必要集资邀请剧团戏班唱大戏，这成为上党乡村庙会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大戏”语出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新城北录下》：“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上党地区传统的乡村庙会，在弘扬地方文化的过程中，还表现有地方宗教色彩，除了给祭祀的神灵献上丰盛的祭品外，还有“演戏酬神”“演戏娱神”。再说上党梆子庙会上的戏曲，一般指情节复杂、角色齐全的大型戏曲。所以，上党民间流传有俗语：赶庙会，看大戏。可见，上党庙会戏曲文化的意义非同一般。庙会展演李刘晋摄

上党“戏窝子”多

纵观各地戏剧的起源，都与古代社会的祭祀有关，可以追溯到古代祭祀性的歌舞。也就是说，戏剧文化从诞生起就与民间地方信仰结下不解之缘。有研究者称，上党庙会民间信仰与演戏酬神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微子国，即今天长治市潞城区微子古镇。到唐时在民间庙会开始盛行，酬神演戏得到发展;宋时上党地区长子、壶关、潞城一带举办迎神赛社，出现了土生土长的地方戏，即傩戏;至明清时地方酬神演戏已发展成为民俗，而且产生了地方戏的代表剧种。所以，至今民间庙会文化活动仍保留着演戏酬神的风俗，成为上党乡村庙会集体娱乐活动中传承传统习俗的主要内容之一。考究上党戏曲的历史，不得不提唐玄宗。唐景龙二年，时年22岁的李隆基以临淄王、卫尉少卿兼潞州别驾的身份，来到潞州就职。李隆基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和才能，酷爱乐舞，后被誉为音乐、戏剧之祖。据清乾隆《潞安府志》卷三十九载：“唐时，民间以玄宗自潞州还京师，制还京乐曲。”李隆基在潞州做别驾时，对民间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宋时，上党民间的迎神赛社已是普遍繁盛。建中靖国元年潞城东河村(今长治市平顺县)重修九天圣母庙碑文载：“命良工创修北殿，建造舞楼。”表明在宋时潞城戏曲的发展已经形成规模，正如赵云斌先生在《潞水汲古纵横谈》一文中对古庙与戏曲这样写道：庙宇为祈福场所，一为“妥神”，二为“春祀秋报”。在潞城参观庙宇，会发现戏楼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古人心血灌注往往在于戏楼。绝大多数的戏楼由山门兼顾，一层为大门，二层置倒座戏楼，位于大殿的对面。原来，透过古庙的山门舞楼，就可以看到庙会大戏的发展历史了。在金时，金院本作为古代戏曲文化达到空前繁荣，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奠定了基石。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在《戏曲考源》指出：“戏曲一体，崛起于金元之间。”明确指出了戏曲与金元杂剧的关系。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之子朱模封为沈王，永乐六年改封于潞。沈王在潞就藩期间，带有戏班艺人。明亡后，沈王府的戏班艺人流散于长治城郊以及潞城一带，对上党戏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明末至清初，上党地区唱戏的乡村越来越多。清朝道光年间从河北武安落子流入上党地区黎城、潞城后，与当地语言、民歌相融合，逐步发展为具有上党乡土风貌的剧种。据《潞城戏曲》记载：“山西是戏曲之乡，全省有49个剧种之多。而在这49个剧种中潞城(今长治市潞城区)曾产生了5个剧种的职业剧团、行台班社和业余的“同乐会”，经常在潞城行台演出的剧种要多达10多个。”因此，山西戏曲界称潞城是“戏窝子”。其实，上党地区的“戏窝子”不仅仅是长治多，在晋城则更多。台下戏迷听得津津有味

民间大戏“调家龟”

年文化部门在长治市潞城区翟店镇南舍村发现了明万历二年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抄本，该抄本虽是为迎神赛社时祀神的礼节规范和敷演音乐、歌舞、队戏、杂剧的程序流传下来的记事簿，四十曲宫调也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抄本的发现轰动了文化研究界。从手抄本记载可知：当时潞城民间庙会赛社中队戏剧目有唐俗乐、宋大曲、金院本8个。某种意义上，手抄本也反映了上党戏曲发展的历史：元代时，上党地区潞城一带庙会迎神赛社活动中，演出的宋元剧目有26个之多。这本珍藏四百余年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宫调》戏曲史料，引起学术界的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