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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公布的消息：黄永玉先生的夫人张梅溪女士，5月8日逝世于香港，享年98岁。黄永玉手书讣告，携子女向亲朋转达了这一消息。

“尊敬的朋友，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黄永玉手写的讣告

张梅溪年轻时的照片

张梅溪，出生于广东新会。中小学随着家庭在粤、桂、黔、滇、越南海防各地学校就读，年逃难至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工作，认识了黄永玉，两人于年结婚。年居香港任教于中学，年全家迁居至北京，于是开始儿童文学写作，著有《在森林中》《好猎人》《绿色的回忆》等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水墨和油画作品，在国内外各地写生作画。年12月于香港大会堂展览馆举办个人画展。此后一直在北京、香港、意大利等各地从事绘画创作。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省常德县。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美术学院教授。写过诗、杂文、小说、剧本。出版过画册、诗集、杂文集、木刻画集。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开过个人画展。

张梅溪和黄永玉年轻时的照片

年，九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张梅溪女士写作的《林中小屋》。该书以童趣自然的小说格式写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童年故事，生动再现城市孩子难以找寻的大兴安岭山野童趣，带领读者们走进森林动物世界。看似虚构但其实都是真实发生的。金花鼠、大黑熊与小鹿等动物角色，轮番登场。

该书配图由黄永玉先生亲自跨刀。序言为女儿黄黑妮写就。一家人的共同回忆，极其难得。

——黄黑妮

本书作者，我的妈妈张梅溪，人生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对人热情仗义。她上有三位姐姐，因她之后来了弟弟，便深得宠爱，因而也妄为，竟离家出逃，跑去与全家反对的异族穷小子黄永玉结婚。大半个世纪以来，她洗衣做饭，骑着自行车招呼好几家亲友。特别是非常时期，她一直坚信爸爸是好人。没有她，爸爸也绝不会到这个份儿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兴安岭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多为“我不防卫，你就把我吃了”。妈妈根据爸爸和哥哥的经历写下了《绿色的回忆》，其中《好猎人》由叔叔黄永厚插图。《在森林中》和《绿色的回忆》是爸爸给插的图。

这本小书的再版又把我带回童年。

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为节省空间，仅举其中百分之五的名字)……据说，院子里还曾经住过两只小梅花鹿，好心的邻居给它们俩喂窝头，可是它们反刍不了……我还听说有只小黑熊，都从林子里带出来了，爸爸突然有事返回林中，小熊便托付别人代养，结果没留下……真是太遗憾了！

北京城里，我们那儿离天安门才三四公里的院子里一会儿养狼狗，一会儿饲火鸡，听起来好像很不应该，但其实好这口的不只是我们家。就拿我们儿时的伙伴谢羊他们家来说吧，他们还养山羊，不是一只而是一群！一有空，谢羊哥俩就牧着羊从东单路口出来，经长安街往城根去了。我上小学一年级，他已荣升四年级，和哥哥同班。谢羊的打扮与傍晚拾荒的差不离。不过千万别被外貌蒙蔽，他爸谢嘉升可是雕塑家，留苏的。他们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城中心的小四合院里营造“市内桃源”，不仅养羊，还有洋味儿，孩子们摔打滚爬由着性子来，吃饭不用筷子而使刀叉，喝着自家产的羊奶，羡煞我们这帮门外看着的。

那天谢羊答应给条泥鳅，说话间便从自家园子鱼缸里砸出块里头有泥鳅的冰，寸把见方。我把冰块揣在棉猴的兜儿里，回家放进玻璃瓶一暖和，小泥鳅就顺势游出来了。

比起谢羊他们，我家实在算不得什么。妈妈掌握大方向，基本上未偏离主道。狗熊夭折小兴安岭之后，我家有一段日子就只养猫了。爸爸的朋友赵丰伯伯送了只猫过来，长毛，蓝眼，白色，名大白。困难时期，不干活的不能养。猫可不白吃粮食，当晚立功，逮了只耗子放在我们面前。

校尉营美术学院宿舍院子隔壁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部大门一直都敞着，两边站着解放军把守。食物最吃紧的那个冬天，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将冻着的整只黄羊啊，鱼啊，肉啊之类运进大门，就堆在大门口正中央往里十来米的地方，霍然一座珠穆朗玛……

我家大白吃得不多，像是在为家里节约。它晚上出去刷夜，回来倒头大睡。

一天中午，听到门外有猫在喵喵叫，妈妈一边说着“大白回来了”，一边赶紧打开门。大白等在门外，嘴里还叼着一条不短的冻带鱼。

妈妈做的红烧带鱼真香啊！

第二天大白要求出门，妈妈的激动尚未减弱，她跟大白轻声细语：“大白啊，你再去啊。”大白尾巴一摇，领旨离去。下午，门被嘭嘭敲响。外面站着一解放军，四个兜的，显然级别不高，急坏了的样子：“都说白猫是你们家的。你们快跟着我去把那猫叫回来。”

我们跟着解放军一溜小跑着到了后勤部大门口，愣在那里：大白已攀上顶峰，端坐在那山峰上，几位解放军拿着笤帚、拖把之类的，转着圈赶。可山高圈儿大，就是够不着。

“大白——大白——大白，快回家！”我们怕它挨笤帚，不能唤它下来。

似乎是见我们忙活得费劲，大白往后退几步，然后起跑，噌地跳回我们校尉营宿舍的屋顶。

困难时期一过，爸爸又忍不住从天津警犬学院弄了头被淘汰的小狼狗咕噜。后来，我们才知道警犬学校都不要它的原因。它砸破小梅家的洗衣陶盆之后，就跳到何叔叔的小炕桌旁，在刚出锅的窝头上，每个咬一口……趁我们不在，它挣脱链子往外狂奔。八岁的小绿紧跟其后，追到东单才把咕噜擒住。小绿后来就被北京体育队选上了

因为咕噜，“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上就有了“黄xx穿着拖鞋，牵着狼狗上课”。爸爸对此耿耿于怀，他很希望有一天能申辩：“我养过狼狗，穿过拖鞋，也上过课，但不是同一个时候干的。”

“文革”一到，什么都不让养，泥鳅被倒进下水沟，连猫毛也见不着了。那就学工农兵，备战备荒养鸡鸭。无事忙、黄黄和咕咕，它们三个一组，在院子里住着，还下蛋。可它们善叫，怎么教都不能在该安静的时候沉默。“十·一”国庆节前大检查，居委会加上积极分子们一配合，藏着养的鸡鸭立即受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王待遇——砍头。

爸爸后来因画了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而遭批判，说他这是仇视“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检查写来写去通不过，但还是得写。他在其中一篇里这么说：“虽然经过思想改造，我已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彻底铲除，但有时仍然在心里作怪。比如明明不可以再养猫狗，‘文革’中还是忍不住偷偷养了只荷兰猪”。

荷兰猪名“土彼得”，是妈妈的广东老乡年送的。土彼得之名，来自“彼得和狼”。妈妈爸爸背地里一定商量着对付我们兄妹的方案。他们买了张78转的唱片《彼得和狼》，德国版。我们星期天吃完早饭，而他们又没忘记的话，大家就坐下听唱机了：一会儿音乐，一会儿德语，字字铿锵，跟锄地差不多。妈妈爸爸也不像是很懂的样子，但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情节，告诉我们鸭子被狼吞进肚子了……鸭子是彼得的。

土彼得闷头吃菜，从不出声，呼之则来，挥之则不去，非得等着让人挠两下后耳朵才甘心。妈妈有时嘴误，叫它“土八路”。

九十年代初的变色龙克莱玛，趴在画画的墙壁上，时绿时灰，眼睛咕噜咕噜转着，还吐舌头，连我都需要调整好情绪才不致起鸡皮疙瘩……妈妈的无奈可想而知。

其实，妈妈要是没和爸爸一起，自己是一定不会养什么动物的。她天生不是那类人。但过着过着就过到一块儿了，还有雅兴将动物们的故事一一道来。妈妈写故事，爸爸开夜车刻木刻印插图。“文革”前一切相对稳定，写书还有稿费。《绿色的回忆》出版后，妈妈回了趟广州老家看外婆，后来还用余钱在东单的委托商店“三羊”买了张铁架弹簧床。我们放学回家，他们两口子已经眯着眼躺在那上面，并招呼我们也上去一试：“轻轻的，不然弹簧会坏。”哥哥和我慢动作爬上去，跟他们一起挤着平躺在新床上。哥哥与我对视怪笑，不谋而合。待父母外出，即招小绿过来，三人在床上一通乱蹦之后，再举起枕头……

爸爸以前常说，妈妈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师从文学系欧阳山，有华南文艺学院的毕业证书。可惜《绿色的回忆》出版不久，政治运动便一茬接一茬，全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人仰马翻了，哪里还能写书。

六十多年之后的突变令人费解，妈妈手中的笔仍是不停，但只专注于画。一画便是数百张，还在北京画院开了画展。而爸爸似乎是受妈妈传染，时不时地撂下画笔，趴在书桌上写起来。说不定有一天爸爸出书，妈妈也为他画个插图什么的？世界上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

《绿色的回忆》的读者大多已荣升爷爷奶奶级。比如翻译家周克希先生。他竟然还珍藏着儿时阅读的《绿色的回忆》。后来，他将这本纸页已经发黄的小书送给了妈妈，并积极促成这本小书的再版。小书再生，爸爸欣然同意增添插图。被重新发掘的《绿色的回忆》穿上了新衣，也起了个新名字《林中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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